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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货的叫牌天空 |
行骗桥牌界的二十五年——里斯与夏皮罗的手指信号原著：Onno Eskes 翻译：宋国玲 荷兰体育电视台主持人马特·史密特斯（Mart Smeets）这样结束他的广播：“最后我们愉快地宣布：简森玛和保利森先生刚刚荣获了因特比里斯Interpolis）桥牌锦标赛冠军！”，他面带微笑但显然不无嘲讽。这是“体育广播室”节目两次罕见地报道桥牌消息中的一次，上一次当然是在1993年荷兰队获得了百慕大杯之后，这对现代竞技桥牌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的回报。 桥牌深受新闻传媒关注和报道的光荣日子已经很遥远了。在30年代，神奇的埃利·克柏森(Ely Culbertson)使得全世界半数以上的目光关注桥牌，他与美国对手及欧洲顶尖劲旅之间的著名比赛是世界性的新闻，连续几周占据日报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桥牌狂热的终结，此后，报纸、广播和电视很少再有相关的报道，30年代以后桥牌成为头版新闻的唯一一次，是著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那是在1965年的世界锦标赛上。 当时，四个国家在对垒：代表意大利的蓝队，东道主阿根廷队，美国队，英国队。意大利队理所当然是最被看好的队，它唯一可能受到的有力抵抗来自英国，英国队内有一对著名的牌手——特伦斯·里斯（Terence Reese）和玻里斯·夏皮罗(Boris Shapiro)。在星期六，比赛的第一天，与意大利队144副牌的遭遇战中，英国队令人遗憾地在前48副以63个IMP落后。星期天，英国人以大比数战胜弱旅阿根廷，接着，他们在星期一迎战美国队。里斯和夏皮罗的对手是杰·贝克（B.Jay Becker）和多罗西·海顿(Dorothy Hayden)，贝克是那时侯战斗力最强大的牌手之一，拥有两个世界冠军和许多的全国冠军头衔。晚上的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贝克注意到里斯用一种很奇特的方法拿着牌，两个手指散开成V型，如果不是贝克发现夏皮罗同样也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在拿着牌的话，这一无足轻重的现象很快就会被忘记。贝克开始更密切地留意，他先是感到吃惊，转而觉得很疑惑，因为他发现：里斯和夏皮罗持牌手指的数目随着每一副牌在变化！ 贝克打完了晚上那节比赛并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的同伴海顿,他们决定在海顿亲眼目睹这样的事情之前暂不把贝克的发现公诸于众。星期二，当美国队与英国队的比赛重新开始的时候，海顿终于有了这个机会。从比赛一开始海顿就看见了，她的搭档说的没错，从一副牌打完到另一副牌的时候持牌手指的数目就会有变化。她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非法信号。贝克和海顿决定寻求第三个人的帮助，那人就是海顿的好朋友阿兰·楚斯科特（Alan Truscott），他是一个最近刚移居到美国的英国人。星期二晚上他们告诉了楚斯科特，他不大相信英国会有人用这样幼稚而简单的方式作弊，但他答应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专门留意这件事情。他们也跟美国队领队约翰·盖伯(John Gerber)说了这件事。 星期五下午，英国队迎战意大利队，楚斯科特、杰伯和海顿观看了里斯和夏皮罗的比赛，海顿做了笔记。然后，贝克、海顿和楚斯科特一起用笔记对照牌型纸，尝试破译用信号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信息。这件事情本来是渺无头绪的，但海顿最终想到了一个主意，她建议分别比较一个手指信号的各副牌，然后是两个手指信号的各副牌。。。。。以此继续。事情马上就一目了然！红心的张数和手指的数目之间有显而易见的关联，单张红心：一个手指；双张红心：两个手指；三张红心：三个手指；四张红心：4个手指；五张红心：2个手指；六张红心：3个手指；信号到此为止。
世界桥联：作弊成立！有了这些资料为证，三个人在星期六上午把这件事情向拉尔夫·史文摩和杰弗里·布特（Geoffrey Butler）通报。史文摩是英国队国家队教练，布特是英国桥联的主席，同时也是这次世界锦标赛的仲裁委员会主席。在这天晚上的比赛中，史文摩和布特自始至终观看了里斯和夏皮罗的比赛，证实并且确认了美国人的怀疑。史文摩能够看到的每一副里斯和夏皮罗的牌，手指的数目和红心的张数之间是一致的（尽管存在一个例外：当红心缺门时，没有发现它的代码）。布特看了10副牌，得到了实际上一样的结果。 星期天上午，仲裁委员会听证了事件并且认定比赛中存在违规，事件被提交到世界桥联管理层，管理层听取了证人的证词后一致裁定（10票赞成0票反对）：里斯和夏皮罗作弊成立。听证会后世界桥联立即发表了如下声明：有人检举了某种已经得到确认的、不合常规的行为，仲裁委员会在充分调查事情之后，召集了世界桥牌联合会管理委员会会议，英国队的领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英国队的领导小组决定在余下的比赛中将只派遣K.Konstam,M.Harrison-Gray,A.Rose和J.Flint参赛，并非常公正地承认对美国队和阿根廷队比赛的失败。此会议议程的报告将交给英国桥牌联盟。
英国桥牌联盟：作弊不成立！世界桥联的原意是由英国桥牌联盟来对里斯和夏皮罗作出纪律处分，但他们失算了，英国桥联决定首先进行他们自己的调查。一个由著名法官约翰·福斯特爵士(Sir John Foster)为主审的英国独立法庭深入调查这个案件，里斯和夏皮罗利用了他们优秀的律师，传召了许多证人，在一场延续一年有余的法律抗辩之后，福斯特爵士法官向英国桥联提交了内容约略如下的一份报告：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必须使用与刑事诉讼程序一样的定罪标准（特别强调：这一标准比有理由的怀疑更严格）。尽管表面证据加深了怀疑，但在叫牌和打牌过程中，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有作弊行为的证据。我们发现无论这些表面证据多么有力，对上述怀疑都不能起决定性的确认作用。因此，在调查中我们不认为里斯和夏皮罗先生在锦标赛期间违规比赛的作弊成立。 这都是什么呀！我们哪里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法律体系导致了荷兰桥牌联盟仲裁委员会对伯特（Bert W.）案件的裁决？只要一直没有不道德地利用被非法传递的信息，打信号就是合法的？ 1966年里斯就此事写了《控告的故事》(Story of an Accusation)一书。这是我最早看到的桥牌书籍之一，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也使我相信他是无辜的。1992年萨所马焦雷（Salsomaggiore）奥林匹克赛，当我正在转播厅里坐着时候，突然间有位老人在我身旁坐了下来，我立即认出他就是里斯。我小心翼翼地开始和他倾谈，当我愚昧地问他有没有后悔过他以前曾经作出向竞技桥牌说再见的决定，他回答：“根本不曾，我热爱这项运动，但我不喜欢这里面的人。”这是一次难以忘怀的不期而遇。 几年以后我认识了马克·加那尔（Michel Jialal），他是一个在伦敦最昂贵的桥牌俱乐部以打盘式桥牌为生人，有机会与夏皮罗做对手，那时候夏皮罗已经八十多岁但状况还不错。在一盘桥牌结束后我得以和夏皮罗聊天，我小心地把话题引向1965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变得有点激动并且宣称那些美国人想诬陷他，但最重要的是，史文摩借那个机会用一切手段毁灭他的生活。 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会明白为什么史文摩被特别地指为罪魁祸首。又过了两年我在哈曼梅特（Hammanmet）的记者室里遇到了阿兰·楚斯科特，我向他提到我对里斯和夏皮罗的事情感兴趣，他问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过我的书吗？”，当我回答“还没有”的时候，他问我要了我的地址（还有10美元），一个月以后由阿兰.楚斯科特所著的《桥牌大丑行》（The Great Bridge Scandal）寄过来了。在读过里斯的书以后，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准备好有人将从另一个角度提起这件事情和提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证据。但事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本书是压倒性的，证人的证词和不容篡改的事实如一股洪流，势不可挡地将里斯和夏皮罗过去的谎言打得粉碎，露出了他们丑恶的面目。它令人不得不服，我心中英雄的光辉形象荡然无存。
桥牌大丑行楚斯科特的故事是从贝克和海顿的证词开始的，牌的记录和海顿旁观里斯与夏皮罗比赛时记下的10副牌的手指信号之间的比照，说明在20次中有19次符合密码信号（一个手指=1张红心，两个手指=2或5张红心，以此类推）。盖伯有一份观察了9副牌的清单，8副与密码信号相符。史文摩看了19副牌，全都被印证了。在布特的17副牌中，12副与此相符。楚斯科特分析了对牌的处理方式并向仲裁委员会和世界桥联管理层提出了8个可疑之处，叫牌和打牌都强烈地表明事先知道了同伴手里红心的张数。楚斯科特也曾经看过里斯和弗林特（Flint）打牌时他的叫牌，并注意到他拿牌手指的数目没有出现过不同。世界桥联管理层正是基于证人的证词和分析一致达成了作弊成立的裁决。
控告的故事里斯的故事尤其集中在福斯特的调查之前，而且非常有选择性地处理这些事情，指控中越是有明显证据的地方他就越是轻描淡写，至于海顿观察到的事情，关于她的记录和他们对密码信号的认定里斯几乎只字不提。里斯的律师卡普兰（Caplan）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用各种各样无关重要的细节使证人自相矛盾。比如，他认为打信号不大可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不被戳穿；一系列的数字例如3，3，4，2，4马上就会使人想到某个花色中牌的张数，不是吗；开始的时候海顿女士认为被信号传递的信息是手中A的张数，她认为一副牌中有7个或8个A？尽管证人证词中最具有指控力的要点既没有被反驳也没有被证伪，但象布特这样的证人在抗辩中属于很容易被选中的攻击对象。这位上了年纪的、健忘的绅士是个不介意喝一、两杯的人，在他的证据、证词中自然包含了不止一个错误，他关于手指信号的记录中只有70%显示出与张数相互关联，指控力最低，也只有他的证据被辩方提出来作为辩护和攻击的对象，好象他的证据是唯一证据似的。换句话说，庭上很多纷扰其实无关大局。
夏皮罗的忏悔直到史文摩作出他的陈述之前，调查一直都进行得比较轻松，史文摩在英国法庭上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讲述了夏皮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如何趴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并坦白了所有的一切！由于里斯更喜欢与弗林特搭档用他们自己新创的小高花体系（The Little Major system），夏皮罗迫于里斯的压力被迫同意打非法信号，史文摩引用了夏皮罗的原话说“那个坏蛋（里斯）使我干了这样的事情”。里斯的律师理所当然地试图反驳那是一种捏造，但史文摩接着说道，他把夏皮罗的忏悔写成了一份报告并寄给了自己，以备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时候，邮件将在他死后打开，现在他仍然保留着这份邮件并可以作为呈堂证物。史文摩还进一步说，那时侯他之所以没有向世界桥联提及这次忏悔是因为夏皮罗曾经暗示过想自杀。卡普兰做了一宗交易，邮件不作为呈堂证物而卡普兰也不再就史文摩的作供进行争辩。这份供词就象是里斯和夏皮罗的死刑执行令。 接下来史文摩受到了让他喘不过气来的攻击，说史文摩如何在世界锦标赛之前就曾与夏皮罗搭档却没有入选国家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夏皮罗不断地批评他。
技术证据现在辩护方试图换一个角度，它提出，任何类型的违规比赛总会在叫牌或打牌的过程中暴露出来，就象著名的法国裁判、作弊方面的专家迪·海乐迪亚（De Heredia）所说的那样：“它会反映在牌上”。接下来的连续几天甚至几周都在争论牌的问题。没有其它任何事情比分析一副牌更受个人主观影响的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牌同时被控方和辩方提出来作为证据，下面举个例子： 夏皮罗拿着如下牌：S KQJ9 H A1097 D J10973 C --,开叫1S（传统艾坷，四张高花开叫），然后在里斯应叫1NT以后他再叫2H而不是2D，里斯拿着S 4J6532 D Q5 C KQJ104叫4。楚斯科特声称这牌可疑，如果你知道同伴的红心有支持2H是唯一再叫叫品。反过来，里斯说2H是唯一正确的再叫否则红心支持将会被错过，何况如果夏皮罗知道里斯有五张红心，他显然会开叫1H而不是1S，并且如果里斯知道夏皮罗有四张红心支持会立刻应叫2H，就象另一桌美国人所做的那样。如此这般的争论让我们无所适从。 里斯提到下面这副牌： 对于一对相互知道对方所持红心张数的牌手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定约。 楚斯科特用下面这副牌来反驳：
夏皮罗的诈叫非常出色。楚斯科特说，诈叫是安全的，因为他知道里斯只有双张红心因而红心不会得到热情的加叫。里斯反驳道，如果他知道夏皮罗只有两张红心他自己就会诈叫2H。 没有任何一方分析打牌的间接技术证据能令人信服，辩方称里斯和夏皮罗在锦标赛期间的发挥远没有达到他们的正常水平，对于一对世界级选手来说不大可能还存在作弊。 里斯和夏皮罗是无辜的？福斯特的调查和英国桥联认为里斯和夏皮罗被指控的作弊不成立，它要求世界桥联重新检查自身的判决。1967年世界桥联宣布：再次全体一致地认为里斯和夏皮罗1965年世界锦标赛期间的作弊成立。 的确，里斯和夏皮罗有可能是无辜的。但如此一来，对于为起诉方作证的各个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这必定是个庞大的阴谋，包括捏造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和会面，一些美国人串谋在一起，包括贝克、海顿和楚斯科特，盖伯也一样，他们要为他们在法庭上作伪证负责。那英国人布特和史文摩又如何呢？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同谋还是出于无知因而迫不及待抓住机会向这对牌手发泄他们的怨气？史文摩独自一人如此处心积虑地伪造证据，他捏造了夏皮罗的忏悔，把它写出来并寄了出去，以防万一将来在英国要打这样一场官司，他是如此深谋远虑！美国定约桥牌联盟主席马克陧伯（MacNab）与著名的美国牌手沃得玛(Waldemar)和耶茨怀滋(Zedtwitz)也是合谋人之一，他们宣称在更长的时期内就已经见过这样的信号。所有这些人都在拿他们的声誉冒险，只是为了要把矛头指向这两个傲慢的英国人。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在简单地讲述事实的真相。 后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的很多年里，玻里斯·夏皮罗没有参与竞技桥牌，他全身心投入到盘式桥牌中去。直到他八十多岁他才偶尔在国际锦标赛上露面，88岁那年他在1998里尔世界冠军赛上获得老年组冠军，次年他赢得了英国最重要的锦标赛——金杯赛的胜利，他是伦敦颇具声望的麦考伦锦标赛的忠实参赛者。 1968年里斯和夏皮罗前往参加为即将来临的奥林匹克队式牌赛进行的选拔赛，他们无论如何都拒绝与史文摩对垒。当世界桥联通知英国桥联，即使这两个人在选拔赛中胜出世界桥联也不会让他们参赛，里斯和夏皮罗退出了选拔。此后，里斯永久退出竞技桥牌，只把全部精力集中于著写桥牌书籍，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桥牌写作家。特伦斯·里斯卒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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